编者按

学术中原提问，专家来回答。在全国两会到来之前，学术中原开启学问聊天模式，联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围绕“黄河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热词，立足中原，放眼全国，问答式聊学问，找专家要答案，为发展问计。

Chat学“问”第八期 学术中原对话董保民

主题：中国式现代化能否从黄河文明中汲取精神养分？

人物名片：董保民，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Q1

学术中原：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您怎样看待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董保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现代化概念伴随着西方的工业革命而产生。伴随着西方世界现代化的推进，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强行打开和占领了中国市场，将古老的中国纳入西方的殖民和全球化体系，客观上给晚清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物质、思想和制度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历史上完全缺乏现代化的元素或原动力。

有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治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进程：因为通常的理解是封建社会是野蛮落后的体现，与代表着向文明进步迈进的现代化势同水火。我们通过学术研究回顾一下这个观点：它其实最早起源于西方，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有讨论。对于这种观点，钱穆等人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反思。1941年10月钱穆在《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中指出, “西人论中国政制, 每目之曰专制, 国人崇信西土, 亦以专制自鄙”。对于中国为何不是专制,钱穆也针对性地进行了剖析。钱穆认为，中国政制之演进可分为三级——第一级，由封建到郡县的统一政府，“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当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构而成此境界”。“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第二级，由秦汉到唐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是政权阶级基础的逐步扩大化和民众化的过程，而非专制化。第三级，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则更加体现了平等的原则而非专制。因此，钱穆认为中国历史的三次转变都是“绝大进步”，即政权不断地平民化和合理化，绝无西方中世纪的“专制黑暗”。然而，钱穆的观点立即遭到了张君劢、徐复观等人的猛烈抨击。

这场辩论的细节不再赘述，但在这场辩论中，双方都承认儒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所起到的约束皇权的作用。

Q2

学术中原：您怎么定义儒家文化，它跟我们的黄河文明有什么样的关系？您怎么看待它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董保民：儒家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黄河流域作为传统社会的政治中心，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土壤，孕育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文化就是黄河文明孕育出来的。儒家文化对中国很重要，自两汉始，儒家士人即通过选举、科举等方式进入国家治理，构成了传统君臣社会里的另一极。由于儒教士人秉持从道不从君的政治理念，使得臣僚和乡绅都不仅没有成为专制皇权的附庸，反而形成了制约专制的力量。

以明代为例，自明太祖立国伊始，就通过废除宰相制而皇帝直接对部院管理，借此达到专断朝纲的目的，试图构建一个更加专制的皇权体系。随后，逐步衍生出了一个初衷为皇帝附庸的内阁制。但内阁大学士也是出自科举的儒家士人，因此，随着内阁的发展，阁权对皇权形成了犹如宰相制下一样的有效制约。这体现在皇帝批红权不得超越内阁票拟、内阁可以拒绝拟诏旨、阁臣密揭甚至辞职等手段。

面对内阁的制约，皇帝虽然可以利用增强宦官的势力加以平衡，但万历朝内阁首辅高拱于1571年上书进一步要求实质上加强阁权、削弱皇权宦权的新政主张，则生动地说明了儒家士人对专制皇权的强势遏制作用。当然，皇权通过设立厂卫，越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公权力司法机构，几乎完全针对士大夫的不顺从言行滥用君主私刑。但厂卫之制的面世，恰恰说明了士人对皇权的干预和约束之有效。而且，厂卫私刑并未使内阁大学士等士人阶层就范，在士论中，因言获罪的士人不仅不以诏狱、刑杖为耻，反而为荣，儒家士人这种不屈皇权的士风反而使皇权在僭越制度滥用私刑上有所忌惮。

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总结道：罗马军团配备有相当精良的铜制和铁制保护甲，而奴隶没有同样精良的武器，难以实现反抗；而中国老百姓早就有弩，足以穿透封建诸侯的防护甲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只能被劝服，而不能用武力去胁迫，所以儒家对中国很重要。

Q3

学术中原：可以这样说，儒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顾历史，以儒家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在中国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否从黄河文明中汲取精神养分？

董保民：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儒家或者说黄河文明在中国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中与不可缺失的削弱专制主义有没有联系？

1950年代，魏特夫提出基于“水利社会”的“东方专制主义”，试图为其给中国传统社会贴上的专制标签给出一个地理学解释。魏特夫强调，中国是一个受季节影响较大的农业大陆国家，因此需要比西方远为庞大的灌溉工程。但“水利社会总是倾向于中央集权”，因此，为了展开这类水利工程，“封建诸侯的权力不可避免会被皇权吞并，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封建诸侯不断衰落，直到重要性不复存在。而帝国官僚制度则变得重要起来，不仅阻止了封建制度复生，而且也绝对阻止了商人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这种中国历史专制主义的地理、水文条件决定论似乎牢牢占据了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论高地。而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黄河史，黄河的狂傲不羁和中国北方灌溉对黄河及其支流的依赖又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黄河水的灌溉资源结合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似乎指向一个黄河就是封建专制的根源的印象。

我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制衡力量和现代化的文化萌芽。刚刚说过，儒家士人在帝制时期对皇权专制起到了有效的制约。而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孕育出大量的儒家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在比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王权建都时写道：“北方宅都时代而南方无他都者垂二千余年；其南方宅都时代，而北方无他都者，惟明太祖建文共二十五年耳。”由此得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其在政治，北方视南方常占优势”。而政治中心的聚集力也主导着儒生的空间分布。即使在唐宋以后，经济和人口重心向长江流域南移，黄河流域的儒学思想家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儒学自先秦以来的发展是官方儒学的经义极端繁琐，致使儒学的世俗化在官方推动已不可能，由此产生了儒学史上最大一次转型，即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宋明之儒也从两汉注重考据与王权统治合法性论证的“官学之儒” 中分离出来，强调“以教化为先”的世俗人文传统，并通过“书院” “乡约”等组织沉淀本地化。但出于世俗化以及应对佛教挑战的考量，理学忽视了考据而只重义理，使得其偏重伦理教化。发展到明代的陆王心学则更多融合了玄学内容，而被晚明清初思想家认为是对儒家的背叛。我们的量化研究表明，“教化之儒” 的宋明理学的发展并无法解释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指标。地域化儒学虽然在基层普及儒学（教化）贡献颇多，但其对皇权专制并无起到有效约束。根据章柳泉《中国书院制度史话》的统计，明代书院建置分布比例为:长江流域占51%;珠江流域占30%;黄河流域占19%，宋代理学家大多出自湘湖和福建。

到了清代，在儒家思想家认识到宋明理学的缺陷后，一大批学者开始专注于训诂和考据，试图通过利用规范的考古学、文字学、语音学、词源学手段，以及今文古文尚书的逻辑矛盾之处，重建上古儒家经典。“汉学”在清代的复兴，意味着儒家开始重新拾起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将其在研究儒家经典的工作中推向极致。清代考据学大家虽然多出自江浙和岭南，但早期的考据学发展依然是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泛中原地区。1817年，阮元为两广总督时，在广州竟然找不到一本考据书籍，此时距1708年毛奇龄发表《四书改错》已近百年。这说明，考据学在岭南要落后中原一百年左右。我们的量化研究表明，清代汉学家的地理分布能够解释民国和当代科学家的分布。这说明，儒学中的汉学分支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部动力。而无论是历代大儒多出京师，还是清代汉学的黄河中下游和江南双中心的事实，恰恰说明了水利设施密集的地区，也孕育出了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力量。

为了量化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结合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和“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两个问题引出的中国科技在近代相对停滞的悖论，我们用近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布密度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代理变量，来审视儒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和当代科学家的地理分布也呈现出黄河流域和江南双中心的特征。这一特征与历代进士分布以及清代考据学家分布有着极其相似的模式。将进士作为科举文风或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将汉学家作为考据学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我们可以看到黄河流域历史上会产生更多的儒家士人精英和汉学家，而在近代也对应着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里，中国近代时期的现代化努力是由人力资本和经学研究的科学精神所推动的。

Q4

学术中原：关于黄河文明中的儒学作用，您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很多。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请您总结概括一下，黄河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董保民：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主流，而黄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核心区。同样地，黄河流域滋养了历代儒生和儒家的思想家。相对而言，黄河流域产生了更多的汉学家而相对较少的理学家。我们的数据表明，理学，特别是心学，对于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而汉学则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不仅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具备原动力（而非全部来自西方冲击），而且儒家的一支也是其中之一。基于水利社会假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并不能在中国的历史数据中得到验证。而中国式现代化也一定会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蓬勃发展。

策划：李敬欣 张培君

统筹：姜秋霞

执行：申久燕

美编：张舒婷

（特别感谢：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