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量化经济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对过于倚重ＧＤＰ 估计的批评也日渐增多，于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变迁事实进行新的测度尝试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在这些尝试的努力中，对测度对象的界定不清与测度目的的设定不准给随后的比较研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影响了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主张从公共经济活动绩效的角度来测度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治理效果。特别是，本文不同意在文明比较中以资源消耗与战争能力作为量化指标，也不同意仅仅用城市人口来测度社会组织能力。相反，本文认为，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如果比较的目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应该以空间规模、利益共享、文化多样性与治理持续时间等公共产品相关变量为核心来测度治理的绩效。

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