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所形成的带有趋势性的思想观念。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都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问题、社会心理趋向相联系。在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思潮，是认识该历史时代的重要窗口，因此，研究社会思潮对于深入认识一个时代的历史特点具有特殊意义。譬如春秋战国时期所兴起的一些社会思潮，就很有研究之必要。以笔者浅见，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称之为思潮的思想趋势有二，一是原始民主思潮；一是圣王思潮。

原始民主思潮。“原始民主”这个提法，笔者曾经作过界定。它是一个特定概念，既不是政治学范畴中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也不能理解为强调公民权利的现代民主，而是指与主张君主专制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思想，或曰是一种粗放的非君思潮（参见拙作：《“禅让说”思潮何以在战国时代勃兴———兼及中国原始民主思想之盛衰》，《学术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１１１～１２０页），主要由当时所盛行的禅让说、汤武革命论、君位可易论、择贤立君论、立君为民论诸种学说汇流而成。这些思想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绝对君主专制的否定，是一种粗放的非君思想。它们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在战国思想界形成了强烈共振。这种原始民主思想思潮，是中国文化创生期思想家们关于未来社会政治体制的可贵探索，是在为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设计基本的政治路径，并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其创生期的丰富多彩及其理论深度。笔者曾经在前引《“禅让说”思潮何以在战国时代勃兴——兼及中国原始民主思想之盛衰》一文中，对战国时期的原始民主思潮有过初步探讨，可资参考，此不赘言。

战国时期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思潮，是人们对圣王的普遍期待，是谓圣王思潮。在先秦文献中，圣人、圣王概念频繁出现，可以说是百家讲圣人，人人盼圣王，希望有圣王出世，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潮流。根据笔者的检索：

《尚书》中“圣”字出现２２次；

《老子》中“圣”字出现３１次，其中“圣人”３０次；

《庄子》中“圣”字出现１４８次，其中“圣人”１１４次；

《论语》中“圣”字出现８次，其中“圣人”４次；

《周易》中“圣”字出现４０次，其中“圣人”３８次；

《关尹子》中“圣”字出现１０６次，其中“圣人”９６次；

《列子》中“圣”字出现５０次，其中“圣人”２０次；

《墨子》中“圣”字出现１９１次，其中“圣人”５０次，“圣王”１２２次；

《孟子》中“圣”字出现４８次，其中“圣人”２９次，“圣王”１次；

《左传》中“圣”字出现２７次，其中“圣人”１２次，“圣王”３次；

《韩非子》中“圣”字出现１０８次，其中“圣人”７３次，“圣王”８次；

《荀子》中“圣”字出现１５７次，其中“圣人”８３次，“圣王”３９次；

《管子》中“圣”字出现１７９次，其中“圣人”９４次，“圣王”４６次；

《商君书》中“圣”字出现５０次，其中“圣人”３７次，“圣王”４次；

《礼记》中“圣”字出现７５次，其中“圣人”４３次，“圣王”１０次；

《战国策》中“圣”字出现３８次，其中“圣人”１６次，“圣王”２次；

《国语》中“圣”字出现３４次，其中“圣人”１７次，“圣王”９次；

《鹖冠子》中“圣”字出现８２次，其中“圣人”３６次，“圣王”６次；

《文子》中“圣”字出现１６５次，其中“圣人”１４３次，“圣王”７次；

《尹文子》中“圣”字出现２０次，其中“圣人”１０次，“圣王”１次；

《吕氏春秋》中“圣”字出现１１６次，其中“圣人”６９次，“圣王”２７次；

《晏子春秋》中“圣”字出现４６次，其中“圣人”１７次，“圣王”１７次。

总计检索文献２２种，出现“圣”字１７４１次，其中“圣人”１０３１次，“圣王”３０２次。圣、圣人、圣王使用的频率之高，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可以说，不分家不分派，各家学说都有自己的圣人渴望，都在圣人、圣王概念上寄托了他们的政治理想。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突然会形成这样强烈的圣人思潮呢？这个圣人思潮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什么必然性的联系？同时并存的原始民主思潮与强大的圣人思潮，有没有什么逻辑关联？这些都是面对圣人思潮的突然涌动，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应该说，非君思潮和圣人思潮，都是当时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其形成的根源就深埋在历史的土壤之中。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原始民主思潮（或曰非君思潮）是春秋时期巨大的历史动荡所引发的对传统君主世袭制度的质疑。在这个时代，三代以降王权世袭制度瓦解，暴露了王权专制政体的诸多弊端，君主的神圣性受到亵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成为普遍性的思想观念。既然如此，君主的权力及其神圣，为什么不可以质疑、怀疑甚至改变呢？非君思潮的形成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圣人思潮反映的则是人们对未来政治的探索。君主专制体制的动摇以及一些诸侯国的崩溃，自然推动人们对新体制的探索。由专制君主主导的国家要如何才会好，在无法制约君主专权的情况下，君主形象应该如何塑造，什么样的君主才是理想的治国人选？站在不道之君的对立面，人们自然对理想的君主形象充满期待或幻想。非君思潮是质疑，圣人思潮是探索，二者都来自于大变革时代的历史驱动。加强这两个社会思潮的研究，是重新认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趋势的重要路径。

两汉历史上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社会思潮。人们普遍关注到的是汉初的过秦思潮，这个思潮的兴起有重大的时代印记，是很好理解的。还有一些思潮不多为人们所关注，或者是没有将其当作思潮去看待。如西汉昭宣以后出现的易姓改命思潮，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反对宦官专权的党人议政思潮，都很值得研究，并确有其重大意义的。

相对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党人思潮，西汉中晚期的易姓改命思潮，学界还是有较为普遍的思想共识的，有不少学者从思潮的角度加以论说。如田昌五、安作璋先生就说“汉代中期以后，在朝野一部分人中便产生了‘改制’的思潮。这种思潮与战国以来开始流行、中经董仲舒加以系统完善的‘天人感应说’‘五德终始说’和‘三统三正说’结合起来，在舆论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力量和影响”（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修订版，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８页）。他们将其命名为改制思潮。另外还有“议禅思潮”说（杨永俊：《西汉议禅思潮及王莽禅汉的儒家仁政礼治文化背景》，《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禅让思潮”说（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兼论所谓“王莽篡汉”》，《江汉学术》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等。这些不同的社会思潮说和本文所论易姓改命思潮，所论都是同样的思想史事实。论者普遍关注到的事实是：

《汉书·眭弘传》载：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山东泰山、莱芜等地出现了大石自立、枯木复生、虫食树叶成文字等怪异现象，眭弘以《春秋》之意推断将会发生王者易姓禅代、匹夫为天子的大事，于是上疏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１５４页）

宣帝时，盖宽饶上疏批评时政：“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盖宽饶否认“三王家天下”的正当性，推崇“五帝官天下”“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指意欲求禅”（《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３２４７页）。

元帝时，宗室刘向上疏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１９５０～１９５１页）作为汉家皇室后裔的刘向，亦从思想上认同易姓换代的正当性。

元帝时人京房所作《易传》曰：“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应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５页）

成帝时谷永上疏说：“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第３４６６～３４６７页）

哀帝时鲍宣上疏：“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３０８９～３０９０页）

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易姓改命思想极其鲜明，但还不能证明其普遍性。能够证明其为一种社会性思潮的，是王莽逐步代汉过程中所赢得的群体性支持。平帝元始四年，“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此后又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连署为王莽请功（《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上》，第４０７０、４０７２页）。这个将近五十万人的上书，几乎是覆盖了当时整个天下的读书人；而九百二人的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和列侯，也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的官僚队伍。虽然这并不是要王莽来实现代汉改命，但对王莽的拥戴，要求王莽“加九锡”“摄皇帝”“行天子事”，无疑带有希望王莽对汉天子取而代之的印记，和易姓改命观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是易姓改命思潮普遍性的反映。王莽后来所以能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风靡整个社会的易姓改命思潮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前引袁青的文章曾有结论说：“王莽所谓的‘篡汉’是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潮的必然结果，王莽正是顺应了这一思潮，所以才得到当时人们尤其是儒家的拥护。”（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探析———兼论所谓“王莽篡汉”》，《江汉学术》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１页）

易姓改命说的兴起证明，在昭宣时期，当西汉皇朝走过了百余年历史的时候，刘姓皇权的绝对性尚没有牢固地确立起来，还是面临了被取代的窘境。当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普遍看到了易姓改命思潮与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思想联系，看到了汉代诸儒利用“汉家尧后”论证当朝皇权合法性的理论局限，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论文，不需赘述。

与西汉中后期强大的易姓改命思潮相较，东汉桓灵时期的党人议政思潮，则有点耐人寻味。现在人们都习惯于讲“党锢之祸”，而很少有人从思潮的角度来看待该时期的党人运动。桓灵时期的党人运动，主要面对的是东汉中晚期的宦官专政。宦官这个特殊群体，其心理扭曲所造成的极端性行为，凭借近身皇权而窃取的专制大权，把此时的东汉政治搞得乌烟瘴气。桓灵时期的政治黑暗，不知比西汉中晚期政局要糟糕多少倍。然而，这一时期反抗宦官专权的党人们，打出了什么样的政治旗帜和政治口号呢？他们所造成的强大的社会运动，其目标是要实现什么样的政治诉求呢？

在党锢之祸的前奏阶段，亟欲改变宦官专权、恢复清明政治的党人议政思潮已经形成。桓帝永兴元年（１５３年）正直官僚朱穆因得罪宦官而被捕入狱，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要求桓帝赦免朱穆。太学生在上书中指斥朝政：“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后汉书》卷四十三《朱乐何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４７１页）这完全是站在当今皇上的立场上对宦官专权的斥责，其出发点是“为上深计”。

朱穆深疾宦官专权，多次给桓帝上疏。曾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桓帝不予采纳。朱穆又因进见之机当面陈说：“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后汉书》卷四十三《朱乐何列传》，第１４７２页）朱穆之愿仅在于罢黜宦官，收回皇权。结果遭致的是“帝怒，不应”。而朱穆则从没有从其他方面思考过问题的症结。

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也认为，桓灵时期的官僚士大夫在反对黑暗专权势力的过程中，主要是“从维护皇权、整顿吏治、安抚人民、稳定边疆等几个方面发表自己的改良意见”。这些官僚士大夫们认为，改善当局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本问题是收回皇权，“收回皇权是改良主张中的最强音”（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修订版，第４１３页）。

阅读《后汉书·党锢列传》，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党人非议朝政之激切。正直的士大夫官僚，热血沸腾的太学生，追求名节的读书人，他们心系国家社稷，指斥阉宦恶行，鞭挞黑暗政治，相互激荡，激扬正气，面对严酷的镇压而没有丝毫退缩，直至走上刑场。党人议政影响之大，可谓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性思潮。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勇于表达政治立场的党人，始终没有提出改朝换代的问题，没有了西汉时期那种豪爽淋漓的易姓改命呼声。无论朝政多么黑暗，他们还是要坚持刘家一姓之天下，所有的问题都要宦官来背锅，而宦官只不过是依附在刘姓皇权躯体上的赘瘤而已。不顾身家性命而奋起抗争之时，也不能面对刘姓皇权本身，这使得后汉的党人议政思潮相对于前汉读书人的易姓改命思潮，其思想光泽暗淡了许多。

两汉时期的这两次社会思潮，都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其差异为什么这样大呢？前汉人可以公然提出改朝换代这样颇具彻底性的问题，而后汉人则虽死也不放弃对刘姓皇权的期望，易姓改命观念荡然无存。认真研究这两次社会思潮的背景条件，我们会感受到东西汉历史的巨大差异，纠正以往对两汉历史的诸多认识。

司马光看到了两汉这方面的巨大差异，并把它归之为东汉风华之美。他说：

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馀，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臣光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１７３～２１７４页）

司马光的评论有几点非常鲜明：（１）李膺、陈蕃、郭泰、范滂等著名党人，都是东汉皇权的忠实拥趸。虽皇权当局对他们残酷弹压，但他们仍是“用公义以扶其危”“立私论以救其败”，为刘家江山虽“触冒斧钺”，亦视死如归，竭尽忠诚而不生易姓改命之心。（２）在东汉时代，易姓改命说已不能流行，不仅党人对刘姓皇权至死不悔，就是那些“州郡拥兵专地者”，也无不“以尊汉为辞”，甚至以“魏武之暴戾强伉”，也不敢废汉而自立。东汉皇权绝对性观念之强大，已远非西汉时代可比。（３）司马光将东汉皇权意识之强固，归之为教化和风俗的力量。倘若是，那么东汉的教化和风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无论怎么说，东西汉社会思潮的对比研究，使我们看到了两汉历史的巨大差异。继而追寻这些差异的产生和形成，无疑是重新认识两汉历史的重要路径，是证社会思潮研究应该得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别关注。

原文发表于《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