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黄土而生,傍黄水而长,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成一体,绵延不断。黄土大地孕育的农耕文明是黄河文明长盛不衰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奥秘所在。本文在参考《中国古代农业》等著作的基础上,对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脉络、特点、影响等进行梳理,以增进人们对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了解和认识。

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脉络

黄河流域农业的形成,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8000～3000年前,黄河流域处于全新世的气候最佳时期,又称仰韶温暖期。夏商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也十分温暖,当时的亚热带北界约在今河南北部的安阳一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5℃,降水量也较今日多些。黄河流域的土壤多是原生黄土和次生黄土,土质肥沃疏松,土壤结构优良,储水和排水能力强,养分和水分易上升,为农作物所利用。与长江流域相比,黄河流域的地下水位较低,加上土壤渗水性好,方便灌溉,且不易形成长时间的洪涝。黄河流域的农耕即产生于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下。

早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就已出现原始农业。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窖穴、房屋、墓葬中,粟和黍的遗迹屡见不鲜,人们发现了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大地湾等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7000年以上的作物黍;磁山、裴李岗、龙山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加工谷物的石磨棒和石磨盘,还有大型的磨光石斧、扁平的石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猪、狗、羊、牛、鸡的骨骼层出不穷;齐山文化遗址中还有马骨和驴骨,后来的“六畜”在此时已经齐全。传说神农尝百草,教人医药与农耕。其子柱,能植百谷百蔬。共工氏,善治水土,率领众多部落与洪水进行斗争,垦辟耕地。炎、黄、尧、舜、禹等率领众部落治理水患,经营农业。华夏祖先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培育出粟、黍、稷等农作物,驯养畜禽,在黄河流域作邑、作丘、作台,建起居所,发明了耒、铲、锄、石斧、石镰、石磨盘等木石骨农具,建造了大量的粮食窖穴,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便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到了夏商周时期,战争融合了各个部落的文化,国家的雏形开始出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进入形成期。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夏代的戈、锥、凿等青铜器,还有收割用的刀、镰,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盘、磨棒等。夏还有少康“作秫酒”的说法,说明当时的高粱等谷物生产较为丰裕。到商时,农业有了更快的发展,在卜辞中出现了黍、稷、大麦、小麦、水稻、大豆等农作物的记载,郑州商城遗址还发掘了许多农作物遗迹,林木、蔬果、畜禽、桑蚕也都有所发展,青铜纹饰上常有蠕动状的蚕纹。与前代相比,周时的粮食作物在种类和产量上都有所增多,如稻、粱等。此外,农具也得到改进,出现了“三耒共耕”的现象。这一时期,井田制盛行,并出现了缚等农具,双齿耒和耦犁也开始流行。当时的百姓用杂草沤成绿肥,使其无害于田。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等区域逐渐成为发达的经济区。农业得以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大禹治水,黄河流域的水灾基本得到控制,农业得以大力开发。其次,重农的风尚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盘庚言:“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论语》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第三,华夏祖先开拓荒地,《诗经》中有周人“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的记载。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有了深厚的底蕴。

春秋至秦汉则为黄河流域农耕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水平大大提高,农业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后世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郑州碧沙岗遗址中发现了春秋时期的粮窖,3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8个之多。战国时期,农业技术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步,铁犁、牛耕被广泛使用。在陕西秦景公墓、洛阳水泥厂灰坑、山西侯马西北庄等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铁铸、铁铧、铁铲、铁锛等农具。山东、河南等地有汉代的铁犁壁出土。《国语》中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足见这时的牛耕已被熟知和利用。在商鞅变法后,畜力与铁具更是紧密结合。在水利灌溉方面,楚国修芍陂,郑国大夫为田洫。之后,郑国渠、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相继修建。与前代相比,汉代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种类和数量也更为丰富。此外,人们还推广了不少新的技术。汉代赵过发明代田法,以解决黄河中上游的干旱问题;并发明耧车,提高了播种效率。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专门记载和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开始出现。西汉末年的《汜胜之书》详细地记载了黄河中游地区的耕作原则、作物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此时,二十四节气被定入历法,这是对天文、地理、四季、物候、气象等自然现象加以观察和总结的结果。另外,随着春秋时期井田制的瓦解,土地逐渐私有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助推了黄河流域农业的飞速发展。

魏晋至宋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曲折发展期。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给社会生产,特别是对黄河中下游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随处可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景象。魏晋时期农业得到了恢复,政府征流民,先后实行屯田和占田,黄河流域一度出现“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的景象。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流民起义,气候变冷,自然灾害频发,黄河流域又是赤地千里,衰草寒烟。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征服中原。孝文帝时期,曾出现“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患也”的富裕。同时,牧业区拓展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境内的养马数多达10万匹。北魏末年出现的《齐民要术》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概述了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隋唐时期的农业经济空前兴盛,考古发现,当时的洛阳含嘉仓占地面积达42万平方米。河湟、河套等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在该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农本思想指导下,大批水利工程,如郑白渠、汴蔡二渠等得到了修复;盐碱地、沼泽地得以改造;农具也得到较大的改进,水车有手摇、脚踏、扭转等数种,还有“斫木而为,凭河而引”的水轮筒车。江东的曲辕犁也在黄河流域得到广泛推广,其结构完备,轻便省力,能适应不同田块的要求,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下,黄河流域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唐“安史之乱”后,叛军大举南下,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迅速沦陷。进入五代时期,战乱更是不断,自然灾害也愈加严重。在战争的蹂躏下,人口大量减少,耕牛大量被杀,土地荒废,水利设施遭破坏,北方农业再次进入萧条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宋代,统治者征流亡者开垦荒地。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筑陂塘,并兴修堤堰。人们设置斗门,引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占城稻也由南方推广到北方。金时,南阳水田亩产高达5石。在北宋的墓葬中,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有犁、耧、耙、锄、镰等。当时,人们还很注意积肥,根据不同的土壤进行施肥。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总结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进步。魏晋至宋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虽遭遇波折,但未曾中断。

元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农耕水平整体进入到平稳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较之前有所提高。首先,适应多种农田和作物的农具均已配套,并基本定型。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的农具多达100多种,比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多70余种。收割工具除传统的镰刀之外,又出现了推镰、麦钐、麦笼等十多种。这些新出现的农具,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其次,精耕细作的技术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全面普及和快速发展。根据王祯《农书》中记载可知,绿肥、复种、轮作在黄河流域普遍得到推广,间混套作也取得了新进展,广泛实行了以冬麦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和一年两熟制。清人刘贵阳在《说经残稿》中记述了黄河以北因地势高低而采用不同的两年三熟情况:高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等;低地两年三收,也如高地,只是大秋种䅟子。这一时期,区田法也得到广泛推广,清代田道人在《多稼集》中对区田法做了详细记述:区田空行种行,隔区种区。以所种之空行,春种二麦、菜花、蚕豆,夏种豆、黍,所剩之区,一区种稻,一区犹空。此长彼生,彼长此收,各无妨碍,田既有半年休养之暇,农亦无一时忙迫之工。直隶通州在官舍隙地试用了区田法,一亩所收,5倍于常田。山东聊城农人采用区田法,一亩收获,比常田多20斛。此外,由于高产作物的引进,特别是玉米、甘薯等美洲旱地高产作物的引进并在黄河流域的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我国的粮食作物品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人口迅速增加而出现的粮荒问题。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特点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光辉绚烂,特色鲜明。

首先,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有着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农业伦理。在文明初期,华夏人民的生存就较多依赖自然,农业的产生与适宜的气候、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地息息相关。在后来的农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注重天时,阴阳相宜,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把握农时而耕作的自然观,使得乡民循序渐进,脚踏实地,耕耘树艺。可谓天时不祥则生水旱,地道不宜则民有饥馑,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使百姓敬畏自然。人们淹烧草木,将生活中的废弃物沤肥,则体现了对自然的利用。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体现了天时、地脉、物性的自然协调,体现了 “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的农业伦理。

其次,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具有分散性、封闭性和区域差异性。分散性主要表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以满足小家庭生活和纳税的需要为目的。封闭性是针对社会流动性而言的。黄河流域的农耕社会人口流动率低,村落间交往少,地区间交往更少,活动范围呈现出明显的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特点。这种地域的隔绝性、交通的封闭性和对外交流的局限性,产生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人人生于此、长于此、终老于此。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无论生产、生活,均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区域差异性是指整个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农耕文化呈现着不同的特点。黄河上游以山地为主,游牧文化浓厚,但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的灌溉农业区历史悠久,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中下游以丘陵和平原为主,中游的渭北及晋南黄土台塬也是重要的农业区,下游的中原地区和黄河三角洲更是有着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不同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不同的农耕文化,形成了黄河流域的区域差异性特征。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极具传播性。华夏祖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具有典型特色的农业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经过华夏人民的不断传播、扩散,相继融合了北方的游牧文明和南方的长江农业文明,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华农业文明还被传播到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最终形成了华夏农业文明圈。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

首先,农耕文明造就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黄河流域的农耕具有典型的旱地农业特征,而旱地农业的发展与水利的兴修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投入之巨大,往往非一个家庭或部族所能承担。因此,需要将不同部落的人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农业经济的本身特性,需要高度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恰恰能够满足农业发展对社会稳定的需求。水利设施兴建是大一统局面出现的深层原因。

其次,农耕文明还造就了务实、保守的社会风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种简单重复、稳固闲适的农耕生活方式,使得黄河流域的先民们笃信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这一实际目的展开。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还造就了华夏人保守的民族性格。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指出:“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安土重迁、崇老尚古、勤劳节俭等都是民族保守性格的体现。

第三,黄河流域的农神信仰也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典型产物。农神信仰的产生与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深感自然力量强大,认为自然高于人本身的生命和意志,由某种神灵主宰,进而去崇拜。黄河流域的神灵崇拜多种多样。土地神崇拜,其仪式与农事活动相关联,在播种前举行祈丰仪式,丰收后举行谢神仪式。中国古代以“社”为土神,以“稷” 为谷神,“社稷”又成为国家的代称。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首先在黄河流域被奉为神。龙崇拜在民间主要有两大活动:一是“二月二龙抬头”的祭祀,二是天旱时向龙王祈雨。黄河流域多有向龙王祈雨的活动,常常立庙奉祀。黄河中下游还有一种特殊的祈雨方法,叫“曝龙王”。天旱无雨时,人们将龙王从庙里抬出,在太阳下曝晒,若落雨,就谢雨酬神。若不验,就另请他神。此外,河神信仰也是黄河流域的重要信仰,人们通过祭河仪式,祈福、求禾、祈雨、求年。在农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处理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些农神信仰仍是具有中华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

第四,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极大丰富了百姓的饮食。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以五谷为主的饮食,北方一般是麻、豆、黍、稷、麦。魏晋时期民间就有了 “小磨香油”。黍,即黄米,既可以煮成干稀饭,做糕点,又是酿酒的好材料。用粮食酿出的酒飘香万里,如杜康酒、张弓酒、宋河粮液等,可谓“往事不足论,今日芳更浓”。稷,在汉代之前,一直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占主导地位,小米千饭和稀饭是百姓的日常食物。麦和大豆在黄河流域也被广泛种植。唐宋时期,大豆种植还扩展到长江流域,逐渐从主食转化为“蔬饵青馔”的副食。黄河流域的先民利用地方特产,创造出了许多让人垂涎的经典美食。陕晋地区有羊肉泡馍、臊子面等,齐鲁地区有杂粮煎饼,河洛地区有鲤鱼焙面。不仅如此,农耕文明还造就了黄河流域特有的饮食方式,人们农忙时田间进餐,闲暇时街头吃饭,乡野和街头一片热闹。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这块丰美的土地上,用辛勤的劳作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改良生产工具,培育了丰富的农作物,总结出了完整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理论,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带有自然特色的农耕文明,一个带有科技特色的农耕文明,一个带有人文特色的农耕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我们要继承优秀的农耕文明,砥砺奋进,建设高科技和生态环保的农业,让这片黄土散发出更为馥郁的芳香,为中华文明谱系的书写再添华章。

作者：牛建强 朱莉敏 原文刊于黄河报/2017年/9月/19日/第0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