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能力越强，责任就越大。自扫门前雪的时代，自顾不暇，没能力关心别人的文明发展谱系。现在，但凡有点前瞻意识的都知道要国际化，要有世界眼光。为什么要有世界眼光？老百姓是出国旅游的时候能多点选择，商人是经济利益，学者是学术格局。本质而言，是本位主义的失败，是传统方法和固有经验的枯竭，总之是困而知之。
比较文明研究是以文明为对象，从微观的物质文化到宏观的文明发展模式，以比较为原点，观察、研究、阐释、辨析、实践的全过程。比较文明的目的很清晰，就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局限于个体，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看似是个体与个体的比较，实则是整体概念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所谓理解就是微观到宏观，就是个体到全局。比较本身就是一种方法，方法论背后其实潜藏的是思维方式，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是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
以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为例，中华文明的源流问题必须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是因为：时空坐标系从来都是世界的，唯中国的时空系会让我们陷于巨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之中；文明的变量关系从来就是世界的；实用和实践角度的考量决定了必须以世界为维度；世界维度的思考并不损害中国的特殊性，并不损害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我们对于文明起源的标准的设定其实完全是文明比较的结果，文字、城市、特定材质的工具或器具（有段时间特指青铜，其实也未必是青铜）都是其他文明起源的一些特征性的标志。“满天星斗”其实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文明的发生、发展从来不都是一元的。视角的改变往往带来结论的变化，原来研究力量有限，材料有限，语言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局限，现在极大拓展，所以会有“周边看中国”，更完整，更接近真实。比较文明的学术前提是人类本身的生理属性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具有一贯性和统一性。以实践来检验的确还是站得住的，“普世价值”不可取，但真、善、美之类的概念的确是有共识的，由此而有对“进步、发展”的追求，比较的意义正在于此，我们大约必须要承认多元，但隐现着的浩浩荡荡的大势很难否认，更无法阻挡。
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并非为比较而比较，并非简单的排比相同点、挑出不同点。有些比较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伦理就是约束和底线。“关公战秦琼”是风马牛不相及，故而没什么可比的，然而“哈德良”和“汉武帝”、“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伦理是微妙而难以把握的，而这恰恰决定了比较的有效和有意义与否。比人生轨迹，这两组都没什么好比的，但如果是构建权威、帝国霸业，塑造文学人物的方式方法和想象的维度，这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伟大的成功和伟大的失败其实都很相似，和《比较列传》一样，其实是由此及彼，补充空白。未必准确，但绝对能帮助理解。理解文明比较的伦理就是掌握约束，是否能构成比较的平台，是否会沦为“伪比较”，缘起和目的的正当性固然是前提，目标和结果更重要，有些比较之所以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在学科层面上，涉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文明离不开人，人是基础，所以研究人和社会的学科比如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社会多有涉及。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所以艺术史、考古学、博物馆学也有关系。私下觉得，其实物比人重要。考古都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头次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之间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彩陶文明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公元前五六千年前还没有中国，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具体而言，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大家比较熟悉，比如制度，比如信仰。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因为有文献的基础，所以很容易比较。但是也有先天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历史的许多记载从叙述的角度讲就是小说了，感觉就是史家操作了无人飞机忽而高空俯瞰全局，忽而聚焦跟拍历史进程里的主配角，外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变成了其后研究的基础。比如司马迁不可能了然鸿门宴上发生的那些细节，想象而已。顾颉刚说“层累”其实还是客气了，历史的“真实”一定是存在的，然而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既难以看清，也未必想真看清过，所以才有“历史阐释”之说。希罗多德和太史公有很多相似处，行走、观察、思考，并且究其终极意义，这才是他们的伟大之处，至于那些细节的真实性反而不是很重要了。二是我觉得沉溺制度研究本身也很要命，回到过去，那就更难厘清了，再想来，这些其实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制度的本质是权力的实现，在个体力量不平衡的时代，依靠制度我们构建群体组织，是保障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另外也是征服和扩张的基础，文明同时是这个逻辑下的因和果。“制度建设”如今是热词，但制度、法律、道德一样都是制度、法律和道德的制定者对受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寻租是极难避免的问题，所以才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提法，制度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制度和权力的关系其实是无解的，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技术，一个移动互联网技术，就把制度做不到的事情全做完了，技术其实是微观层面的事，等下再说。
信仰比制度更重要些，持续性更强。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信仰，制度最多只是保障。从大概念而言，比如爱，比如美，超越一切。宗教当然也是，建筑、思想、生活方式与之密不可分。耶路撒冷的中心有个规模巨大的巴扎，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在巴扎里各占一区，从售卖的物品、商铺的形态到每个参观者的直观的体验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对于逛巴扎的外来者也是很有意思的经历。文明的冲突往往最后是信仰的冲突，希腊和波斯的冲突是公民自由与王权意志的冲突，当然还有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
还有一种宏观层面的分析与地域有关。比如“环地中海”，从希腊本土到小亚细亚和亚平宁半岛均有希腊化的城邦，古希腊也并非只在希腊一地存在。在黎凡特的海滨城市，与北非以及欧洲的贸易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就大量存在，沉船、城市、陶器、壁画，整个环地中海区域呈现出一种相互关联影响的状态，区域文明其实是个体特性的前提性存在，即使文化制度、生活方式、信仰上有诸多不同，但几千年来在发展速度和节奏上呈现出很强的同步性，即便冲突也能成为匹配的对手。区域文明与山川河流、雨水环境这些地理、气象问题关系密切，地中海无法封闭，故而必然一体。东亚、中亚、南亚次大陆、中南美洲、欧洲大陆都有这样的特征。宏观比较其实也有很好的案例，偏学术的比如“东方学”，偏构建模型和意识形态的比如“斯宾格勒”、“汤因比”。宏观的意义在于体系，坐标轴、参照系这些是基础，但是宏观的文明比较由于尺度的难以控制而变得难以捉摸，文明原本就是大词，从宏观的角度讲往往会陷于相对主义甚至不可知论，所以还需要微观。
微观的文明比较之前讲得少，我觉得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一是从具体的物的形态、结构、功能到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二是反过来，从核心价值观念出发到具体的物。
前者其实是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不然没有了比较的基础。比如苏丹和埃及的金字塔，好莱坞要拍个关于苏丹古文明的影片，埃及人就很紧张，金字塔两个地方都有，过去努比亚也属于古埃及的范畴，现在和旅游业挂钩，时间和空间上两者是同步的，这种比较其实是解析当下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基础，是有现实意义的。又比如现在陈列于大英博物馆61号展厅，19世纪20年代发现于底比斯尼罗河边上的书记官内巴蒙墓葬的壁画，和现藏于希腊克里特岛的伊拉克里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埃文斯在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宫殿里发现的壁画，同属于公元前14世纪左右最伟大的视觉艺术，解读古埃及与近东的壁画之间的联系，对于理解当时的文化交流就很有意义。后者应该突破时空限制，我觉得后者很重要，其实是文明比较的真正目的所在。因为前者是已然存在的同与不同，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
后者则有启发和引领的意义，特质性的问题是超越时空的，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关于欲望与爱的故事；12 世纪的中国卷轴画中的汴梁城与16 世纪的尼德兰画家博斯的人间之乐描绘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繁华”；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溪山行旅和安哲罗普洛斯的画面同样在构建一个诗性的空间；敦煌257 窟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广胜寺水神庙与西斯廷的穹顶同样表现的是神的谱系……比较文明其实和比较文学有相似处，在德奥传统有奥尔巴赫的《模仿论》，在中国是钱锺书的《管锥篇》，其实是一个意思，功力不同而已。
我觉得，接下去几十年最具重要性的几个比较文明研究的热点可能是：中亚，重点在解析东亚、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文化与文明的交流和冲突；高加索地区，重点是亚欧大陆之间的互动和人类文明起源的探索；两河流域和环地中海区域，聚焦的是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当然还有古代文明传承和创新的问题，这是几个文明古国都面临的现实问题。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通过对文明碰撞与包容过程的剖析，解释文明演进之道路。对比现象，发现基因，解释内在因素与发生的机理。掌握方法，构建参照体系，最后当然是达成文化之认同与自信。有个从我小时候火到现在的策略游戏，名字就叫“文明”，选哪个来玩都不会影响可玩度，结果如何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