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6日下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先生作了题为《早期夏文化探索》的报告，报告内容分为五个部分：探索早期夏文化的前提、何为早期夏文化、考古发现、探索早期夏文化已取得的收获、早期夏文化探索的问题与前景。

1.探索早期夏文化的前提

报告伊始，方燕明先生从探索早期夏文化的前提入手，着重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如何看待夏文化，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这两个问题。

（一）学术界如何看待夏文化

目前绝大多数华裔学者及部分日本学者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大部分西方学者则对于夏王朝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研究有理论质疑。

在西方学者看来，夏在文献上的记载是无法得到证明的，他们认为华裔学者寻找考古材料的出发点是文献，通过文献记载的地域寻找考古材料以此来印证文献，有循环论证的意味。

面对质疑，国内学术界的意见较为一致，即夏王朝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二）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

中国历史上在商王朝以前还有一个夏王朝，这在早期的文献例如《尚书》诸篇中都有明确记载。例如《尚书》、《诗经》诸篇及西周的《遂公盨》、东周中叶的《叔夷镈》和《秦公簋》的铜器铭文等都提到了大禹治水的相关史实。战国、秦汉时期的著作往往都存在关于夏代历史的论述。

西汉司马迁根据所见史料写成的《史记·夏本纪》和《史记·殷本纪》较为详细、系统地记述了夏商时期的史实。近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商后期甲骨卜辞基本证实了《殷本纪》所列的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绝不是司马迁一人的杜撰，夏王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2.何为早期夏文化

方燕明先生回顾了1920年以来关于夏文化的探索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十余种夏文化探索的学术观点，并总结了徐旭生、夏鼐、邹衡等诸位先生对无文字如何确认夏文化的观点。

（一）从研究史看早期夏文化探索

上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发掘为主的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为探索夏文化奠定了科学基础。20年代末，殷墟等商代后期文化的发现为夏文化的探索建立重要基点。30年代，徐中舒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此说法在30—40年代处于主导地位，少有争议。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不断发展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推动了夏文化探索的进展。50年代末，安志敏指出河南龙山文化在地理分布、文化承袭等方面可联想为夏王朝。50年代在河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对探索夏文化有重大意义。1959年，开展殷墟调查的徐旭生是我国科学探索夏文化的奠基者。60年代，学术界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性质方面遵循了徐旭生说，认为二里头应为早商文化。1977年，在我国学术界首次在考古发掘现场讨论夏文化的盛会——登封告成王城岗发掘现场会上，夏鼐作会议总结，指出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夏王朝时期的商、周等部族的文化不应当被称为夏文化。对于哪些考古学文化为夏文化的问题，学术界意见颇有分歧，还需进一步讨论。1977年以后的四十多年里，田野考古工作持续展开，综合考古资料，学者们对夏文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十余种意见：

1.1977年，邹衡提出二里头一、二、三、四期为夏文化。

2.70年代后期，安金槐提出河南龙山晚期和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

3.70年代后期，殷玮璋提出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或夏晚期文化，二里头三期以后为商文化；80年代，殷先生指出夏文化包括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两种考古学文化。

4.70年代末，吴汝祚提出河南龙山晚期和二里头一、二、三、四期为夏文化。

5.80年代，李伯谦根据对考古学文化和族的共同理解，认为二里头文化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但它既不是夏代晚期文化，也不是整个夏文化，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

6.80年代，郑光认为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期为夏文化

7.80年代初，孙华提出二里头一、二、 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

8.80年代中期，赵芝荃认为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二、三期为夏文化，并指出河南龙山晚期和新砦期二里头为夏早期，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晚期。

9.80年代，徐殿魁提出东下冯类型、陶寺类型为夏文化。

10.80年代，程德祺认为典型龙山（或称山东龙山）为夏文化。

11.2000年，陈剩勇提出良渚文化是夏文化。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将河南龙山晚期、新砦期、二里头一至四期视为夏文化。

（二）无文字如何确认夏文化

徐旭生认为，如果看准当日的中国远非统一，那夏氏族或部落活动范围就十分有限，我们可以在它的活动范围内研其文化有什么相同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文化同前一种文化有何种差异。用文化差异来作比较，就可逐渐找出夏氏族或部落文化的特点。我们要想找出夏氏族或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就需从遗留下来的传说中去找，即文献中保留的资料。

夏鼐认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字正处于萌芽和初创阶段，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只好依靠考古学实物资料来作证。

邹衡认为，夏文化是指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与使用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夏文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自下而上，即论证郑州商城为商汤的亳都，亳都以前的文化自然有可能是夏朝的年代范围；二是自上而下的紧压，从新石器时代研究开始，以确定夏朝从何时开始建国。

3考古发现

（一）考古调查

1959年夏，徐旭生豫西夏墟调查揭开了新时期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序幕，是有效结合文献指引田野考古的典范。1975年到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再次对登封、禹州的若干遗址进行调查；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登封和禹县境内仰韶到二里头文化遗址进行重点调查和发掘；洛阳市文物者对洛阳盆地以及周边进行文物普查等。同时，我国和国外机构合作，运用新技术开展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二）考古发现

根据考古发掘，我们认为王城岗、古城寨、郝家台、蒲城店、徐堡等城址，瓦店、新砦、花地嘴等环壕聚落与早期夏文化有些密切关系。

（三）考古研究

考古研究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以文明起源理论为指导、以各种现代技术手段为支撑。研究则主要包括遗迹、遗物以及年代问题、聚落考古等问题。

考古遗迹包括城、环壕、建筑基址（宫殿、宗庙）、祭祀、墓葬、窖穴、陶窑、手工业作坊遗址等。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温县徐堡、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等地发现有城址和环壕聚落。方燕明先生认为这些大型城址和中心聚落的出现是新技术的成就，也意味着社会动员、组织实施这类大型工程的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古城址内的龙山大型建筑具备四合院式建筑的雏形，符合早期宫殿的基本特征，标志当时社会跨入文明时代。在宗教、祭祀性建筑和各式杀殉方面，在瓦店聚落中曾发现有圆形台基2座，其中F2直径约3米，高1.4米，其外部筑一圈0.5米的硬黄灰土，内填以较松软的灰绿土，东侧有一奠基头骨，表明此遗迹或与宗教、祭活动相关。中原腹地龙山文化晚期的奠基坑和乱葬坑在各地均有现，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中更为普遍。从对出土人骨的研究表明，以青年、成年和儿童为最多，特别是奠基坑中埋葬的儿童数量更多。从对人骨的处置来看，王城岗奠基坑、王湾乱葬坑等出现头骨破碎、拦腰砍断等的现象，这表明他们是生前惨遭杀害后再被任意抛入废弃灰坑中的。这种现象无论是发生在源于同一聚落的不同成员还是不同聚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中，均反映出中原腹地龙山文化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所普遍发生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群与人群之间鲜明的等级分化和矛盾冲突。

夏文化遗物主要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卜骨、白陶、蛋壳陶、特殊陶器如量器。玉器和白陶器发现较为广泛。烧造白陶的技术为龙山文化晚期才出现在颍河中上游地区，且普遍发现在大中型规模的聚落中，表明其技术很可能为社会的上层垄断。以精致磨光的黑陶为例，制作这些陶器的原料与普通陶器并无特殊之处，但显然其制作技术高超，很有可能也垄断在高等级的聚落中。目前仅在瓦店大型聚落和程窑—西范店中型聚落中发现有卜骨。方先生认为卜骨作为占卜用器，是三代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占卜祭祀活动的充分显示了这些大型聚落的较高等级。

关于年代的主要问题是夏文化的上限以及夏商文化的分界。方先生认为中原各地龙山文化结束的时间不尽相同，单纯从绝对年代的数据上看，中原腹地从公元前1900年之后进入到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二里头文化大致形成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这是仅就目前数据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

龙山文化晚期是中原腹地社会大变化的重要时期，聚落的发展呈现出繁荣但又动荡的整体态势。这一时期，颍河上游有登封王城岗聚落群、汝河流域有郾城郝家台聚落群、沙河流域有平顶山蒲城店聚落群、双洎河上游有新密古城寨聚落群和新密新砦聚落群、黄河以北有温县徐堡。诸城址应是诸区域聚落群的中心。方先生根据聚落的面积、特殊遗迹现象等将这一时期的聚落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等级的中心聚落、次等级的中型聚落和最低等级的小型聚落。前两个等级的聚落数量少，很可能代表了区域的中心和次中心。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且等级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由表明它们之间的冲突频繁发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二里头国家的形成。

从中原地区所接受的不同周边地区文化影响的程度来看，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龙山晚期中原腹地所接受的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大致归为三大类分别是泛东方文化系统、南方文化系统和泛西北文化系统。中原腹地从以上三类周边文化因素的接受程度上看，可分为五区。第一区为郑州地区，第二区为洛阳盆地、涧河流域，第三区为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地区、汝河流域，第四区为济源盆地，第五区为洛河中游地区。

4.探索早期夏文化已取得的收获

这一部分方燕明先生集中阐述了关于早期夏文化探索中所已经取得的收获，例如对地域、文化、年代、考古材料与文献等问题所取得的收获。

（一）地域、文化、年代

地域问题在徐旭生1959年夏墟调查中已经解决。文化方面，1977年登封告成现场会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偃师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夏文化成为与会者共识。年代问题主要为夏文化的上限和夏商文化分界。

（二） 考古材料与文献

对文献的基本态度引用徐旭生先生的说法，对传说故事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要在研究中鉴别真实的成分，由可靠的线索中理解历史的真相。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大事主要有稷放丹朱与早期先周文化、禹征三苗与早期夏文化、少康中兴与中晚期夏文化、先商文化以及九州五服与早期国家。其中有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例如禹征三苗、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有些问题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例如禹会诸侯、九州五服与早期国家等。

（三）理论与方法

第一，考古学文化如何对应族属和王朝，主要引用林沄先生对于此问题的看法，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和民族史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文化发展的渐变和突变、文化滞后论，主要引用李伯谦先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第三，发展阶段和模式，主要引用了林沄、苏秉琦、张忠培、李伯谦等诸位先生的观点。

5.早期夏文化探索的问题和前景

最后一部分则是对早期夏文化探索中存在问题和前景的简要阐述。第一是问题，刘绪先所说的涉及诸理论，如考古学文化与族、考古学文化渐变与突变、考古学文化演进中的滞后等问题，以及林沄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上应注意的问题。第二是前景，引用了王巍先生关于对夏文化探索的展望及许宏先生就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对夏文化探索的观点。

整理：李静（河南大学2017级考古学研究生）

校正：李葭萌

审核：侯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