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6日上午9：30-11：3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王巍教授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小礼堂作学术报告，首届“夏文化”研讨班全体学员及相关老师聆听了报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教授主持该报告会。张立东教授隆重介绍了王巍先生，希望来自国内外的学员能从讲座中获取更多夏文化的知识并拓展研究视野。

王巍先生立足自身近16年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实践，植根于田野考古的深厚土壤，秉承“中原文明多元一体”的学术理念，从文明化进程的角度讲述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至夏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核心地位的形成，首次完整清晰地表达了对风云再起的夏文化研究热点问题的看法。

文明化进程是从历史纵深的角度研究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王巍先生首先从文明的概念讲起，他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分工和分化，进而发展成不同的阶段，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文化和社会共同发展，两者缺一不可。

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正是在中原地区，关于聚落形态反映的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必须从居住形态和墓葬反映的差别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比较科学地阐述和论证文明化进程。王巍先生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角度对中原地区中心性遗址的发展阶段进行细致梳理，阐述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

一、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梳理

（一）文明的起源、形成——初期阶段：

约距今5800年前，铸鼎原中心性聚落出现，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最早的社会分化。其中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年代最早，该遗址发现了疑似权贵阶层居住的场所，总面积近500平方米，且发现了目前最早反映中原地区出现社会分化的墓葬。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出现大型的面积上百万平米的遗址，人口开始有意识集中，社会开始出现分化，文明起源处于加速状态。

在铸鼎原集中出现大型遗址的时代，中原地区文化首次向周围地区施加强烈影响，主要表现为彩陶的扩张。王巍先生认为，彩陶文化的扩张，其含义和意义远远超出艺术的层面，可能具有原始宗教的含义。此时中原地区第一次发挥其中心作用，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炎黄集团的兴起。约距今5500年以后，中原的核心地区由豫西转移到郑州一带。在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大型聚落，面积上百万平米，三重环壕，高度集中，内环壕包围着大型居址，该遗址年代约距今5500——5300年。

约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分化加剧，带有防御性的城址开始出现。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西山城址平面近圆形，上百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环绕，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年代约距今5300——4800年。西山古城正处在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绕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且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色彩和浓厚的杀婴祭祀信仰。

（二)文明的发展——初期阶段进入王国文明阶段

大型城邑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在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地区大型城邑相继建立。王巍先生根据遗址的年代依次对古城寨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四个中心性遗址进行了梳理，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重点阐述，认为二里头遗址已经进入文明的新阶段——王国文明阶段。

1.古城寨遗址

古城寨城址位于新密市与新郑市交界处，城内面积近18万平方米，四周环绕护城河。在古城寨城址内的东南部，发现了大面积的夯筑建筑基址；在城内中部偏东北发现了中原龙山时代最早的宫殿基址F1。城址大约始建于距今4200到3800年。

2.登封王城岗城址

王城岗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两城东西并列。大城复原面积为34.8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有高等级的建筑，很遗憾没有对高等级建筑的的形制及功能性设施进行追溯。由大城规模可知，该城址在中原地区龙山晚期规模首屈一指，应是当时的都邑遗址。王城岗大城的测年：上限为公元前2110－2045年；下限为公元前2070－2030年。目前，有不少学者根据大城年代、规模以及文献记载，认为是禹都阳城。

3.新密新砦遗址

新密新砦遗址的年代基本上衔接登封王城岗遗址。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寨乡，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城址。该城址建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在新砦期重建，废弃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其性质虽有争议，但作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城址应无疑义。新砦遗址有百万平米的规模，三重环壕，大型建筑，且同时期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能与它匹敌的中心性遗址，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夏代前期的都城。

4.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的东郊偃师，城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大型建筑。二里头遗址的二号宫殿，具有中轴线及左右对称、前后相连的布局理念，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宫城南侧大路上发现车辙，可能用来搬运手工业物品，是东亚迄今最早的用车证据。宫城外发现制作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手工业作坊，是目前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在三号宫殿里发现了几座墓葬，其中一座出土了长达六十多厘米的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而成的龙形饰，暗示出墓主人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王巍先生认为这应当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王权的出现和强化密切相关，是中华文明进入了新阶段——王国文明阶段的标志。

继而王巍先生谈到中原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后，有一个古国文明阶段，与二里头存在区别，是文明初期阶段。夏后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王国文明阶段。确切进入王国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1、都城——二里头大型遗址；2、高级贵族居住区——宫城；3、官营手工业作坊；4、成熟的礼制（宫室制度、器用制度）；5、综合墓葬与建筑所见，等级、阶级分化明确；6、以铜器冶铸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7、文化对外的强大辐射。

二里头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成套礼仪用玉石器具，礼制初步形成，开始进入王国文明阶段，中原地区的核心的地位逐渐显现。二里头后期、商代初年，中原王朝的礼制向周围地区辐射，夏王朝礼乐制度的代表——牙璋，向八方辐射。夏文化牙璋包含的理念向周围传播，表明华夏族创造的一系列的先进的理念及制度被周围地区吸纳。王巍先生认为夏王朝建立之后，随着王权的强化，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逐渐显现，并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对促进周围地区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夏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的探讨

王巍先生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进行梳理，确认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的核心地位，首次表达了对夏文化研究热点问题的看法。

首先，王巍先生对夏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认为“夏文化”是夏代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类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化。时间是在夏代纪年内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最主要的是陶器的形制和组合，还包括建筑形制、青铜冶铸技术、青铜器的组合形制、礼器制度等方方面面。

其次，王巍先生就夏王朝及其文化的争论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围绕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代都邑还是商代都邑、如何判断夏文化以及研究夏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一）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代都邑还是商代都邑？

王巍先生谈到重要的论据首先是其年代，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测年的下限是公元前155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已经到了公元前1550年左右，四期晚段仍有人居住，宫殿仍旧使用，甚至修葺了新的宫殿，最后的修建使用的阶段已经进入商代，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的都邑。王巍先生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公元前1600年只是一个相对的数据，不是公元前1600年这一年确实发生夏商文化的分期。碳十四测年只是一个时间段，一个范围，以公元前1600年作为二里头遗址是商代都邑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值得商讨的。其次把二里头城址的破坏、人群的消失作为夏商分界，显然绝对化了。王巍先生谈到商王朝建立后夏王朝的都城应该没有废弃，高等级的人群应该还保持着一定的生活权利、守护夏人宗庙。因为在二里头遗址附近六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真正的商城——偃师商城，其文化面貌是典型的商人。偃师商城是夏王朝灭亡后，为了监视、控制夏人而建立的军事性的城址。偃师商城在伊洛平原二里头遗址周围出现，代表着王朝的更迭，王朝的更迭，文化会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很难在考古学文化中寻找出某一时刻，但偃师商城在二里头遗址六公里出现，这始终是不可忽视的。

陶器能反映生活习惯、生活习俗，夏族使用的陶器或者是以夏族使用为主体的陶器是有共同特点的，商人使用的陶器也是有共同的特点。当年有些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把夏商文化分期简单归纳为使用鬲为炊器和不使用鬲为炊器，把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开始使用陶鬲作为夏商分期的标准。王巍先生认为把陶鬲的使用作为夏商文化的分期标准，在一定意义上太过绝对化，忽视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夏王朝时期，商可能是大联盟的一份子，但是以夏都为主体，商人活动的区域与夏人同属于夏王朝，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是可以有交流的。

王巍先生最后谈到二里头遗址的宫殿都是北偏西，偃师商城宫殿的方向是北偏东，这两个前后衔接的王朝，宫殿的方向完全不同。宫殿的方向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指标。总的来说，王巍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邑。

（二）如何判断夏文化？

怎么判断夏文化？王巍先生谈到首先是时间范围，时间范围不是指公元前1600年或公元前1550年等具体数字，是总体的时间范围。其次是空间，在伊洛河流域或者是以河南中西部为主要活动区域。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550年，空间以伊洛河流域为中心、以河南中西部为主要分布区域。这样区间内分布的当然只有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重要的是它的上限，现在根据测年及遗物特点来看不早于公元前1800年，夏文化大概400年左右，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前的公元前2000——1800年。公元前2000到1800年，河南范围内发现的新砦遗址，是百万平方的大型遗址，目前在这个范围内规模最大，它有可能是夏代前期的都城。公元2000前左右，符合时间、空间的目前来看是王城岗遗址。

因为没有发现文字，就不能断定，从考古上来看，判断研究夏文化只能是从时间、空间和文化内涵来推测。王巍先生认为考古学家的强项就是通过发掘，分析一批材料，研究其反映的文化面貌，跟科学的测年相结合，来判定大致的时代。其次通过考古的调查来研究它的分布空间。

（三）如何研究夏文化？

没有发现文字，就不能断定，但是不是没有发现文字，我们就不能讨论夏文化、夏王朝，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王巍先生谈到《史记》记载的商代文献已经被考古证实，也比较完备地记载了夏王朝。《史记》及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是值得去探讨、探寻的。不能因为所谓的严谨、所谓的科学来否认考古学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线索和近60年的考古工作，去寻找研究夏王朝和夏文化。考古学家的本领是研究人类遗留的物质文化，比如陶器、陶器组合、陶器制作工艺、陶器纹饰等。陶器是各个不同人文集团区别于其它人文集团的重要符号和标识。陶器是能够在没有文献记载的前提下，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序列、谱系、与其它文化的关系、族系、前身及不同人群集团的关系的。

考古学家要用考古资料来说话，不管是承认还是否认，都要以分析考古资料入手研究。漠视实际的存在，认为没有文字就没不能谈“夏文化”，忽视了中国考古学几十年的积淀，忽视了几代人通过二里头、新砦、王城岗、尤其是偃师商城遗址的发现对夏文化研究一系列的深入与进步，更重要的是忽视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陶器的研究、谱系的研究，甚至是城址分布方向的差异。

新时期的今天，作为考古专业的人员，对陶器要有足够的信任、足够的认识。去研究某一区域某个文化的某一方面，必须对它的陶器、陶器的组合、陶器的分期以及该区域的文化谱系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当然研究陶器，研究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是要在研究陶器的基础上研究它的社会、环境、工艺技术及原料的来源等等。

最后，王巍先生通过这次夏文化研讨班，对广大学员进行了教诲。嘱托学员们从考古学资料入手，依靠考古资料进行缜密的研究，不能没有经过对考古资料的缜密研究就盲目地“信史”，不能借标榜“科学精神”的旗帜而恣意地怀疑。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有足够的资料去研究。希望刚刚踏入考古之门的年轻学子能有一个正确的路线，重视田野考古，重视对田野考古资料的分析，重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了解和掌握。临近尾声，王巍先生说到其关于夏文化的观点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讲座结束后，张立东教授对王巍先生的讲座进行了总结，王巍先生的演讲十分精彩，从文明化进程的角度，确认了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地位，并对夏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最后一部分特别精彩，是第一次听王巍先生谈对夏文化的看法。

针对现场学员的提问，王巍先生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解答，他科学严谨的学者风范也给现场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讲座不仅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更包含了王巍先生对青年考古学子的谆谆教诲和殷切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