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黄河流域和黄河文明核心腹地的河南大学，来到河南大学的“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大家交流我对黄河变迁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的一点看法。

请大家谅解，我今天来和大家讲的，并不是什么新的研究，而是若干年前写下的一些读书心得。单纯从时间角度看，似乎已成“旧说”，可或许是由于大家都很忙，或许是因为我的研究做得不够好，而且人微言轻，好像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关注；至少不像我写《制造汉武帝》，写《海昏侯刘贺》，写《建元与改元》，或者像我最近发文附带谈到所谓商周“族徽”根本不可能是“族徽”，宛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波浪连连，甚至有些浪头像砖头一样拍上了自己的额头。

在我自己看来，下面要谈的这个问题，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是丝毫不亚于所谓“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建元与改元”或所谓商周“族徽”问题的。所以，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简略地向大家重申我的观点，愿更多的人，能够对拙说有所了解，当然也欢迎有识者能够对拙说予以匡正。当然，只要认真思索，动真心来说真情话，即使是老调重弹，旧说新讲，也会有一些新的思索融入其中间，在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向前有所推衍拓展。

很多年以来，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东方，在中国，提到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的重大历史事件，首当其冲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及其对黄河下游水患与河道变迁的影响。

在这一方面，从民国时期起，中国本土和来自西方、东方的域外学者就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例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的美国籍教授罗德民（W.C.Lowdermilk）先生，即已通过考察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状况，明确提出了“人为加速侵蚀”的概念；稍晚，中国水利学家李仪祉先生也明确意识到，上中游区域缺乏足够的森林植被覆盖，是黄河下游泥沙大量淤积于河道并引发河患的关键因素；另有日本学者松元洪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版《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一书，初步尝试复原北方黄河流域包括黄土高原在内的各个地区古代森林植被的原始覆盖状况，这样的研究，也是基于原始森林植被遭到人为破坏之后水土流失的加剧。不过，与这些学者相比，更为重要的工作，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复旦大学已故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做的一项研究。

1962年，谭其骧先生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文章指出，历史时期黄河决堤频仍，主要是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原植被遭到破坏所致。这也就是说，黄土高原上的农业开发，导致农业植被取代了原始的森林和草原植被，从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而由黄土高原冲刷到黄河中游河道里面的泥沙，被水流搬运到黄河下游河段以后，沉淀于河道，日积月累，致使河床升高，河水外溢或是河道决口，乃至改道他流，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即谓人为活动的影响，是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下游水患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原因。

这篇文章，在中国，首次以具体、清晰而且在较长时段内进行了前后对比分析的历史范例，深入论证了黄土高原中游地区农田开垦所导致的植被变迁极大地加剧了水土流失的速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后来关注黄土高原植被变迁的学者，纷纷仿效其事。譬如，业师史念海先生关注黄土高原和黄河变迁问题，其首要着眼点同样是在这里，并引导中国学者，做了大量类似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正在中国以及日本等世界各个地区，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影响。

这样的情况表明，谭其骧先生这篇文章不仅在黄河变迁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历史植被地理的研究、乃至现在很多人参合进来议论纷纷的所谓“环境史”研究中，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典范之作。

就其基本原理或者一般趋势而言，谭其骧先生所说自然不容置疑。

不过，造成黄河下游河水决溢的原因，远不止泥沙淤积一端，诸如下游河道的形态、河道流经地点的地理环境、叉流宣泄洪水的能力、堤坝的坚固程度，乃至海平面和降雨量的变化等项因素，同样也会起到重要作用。

情况虽然相当复杂，有许多问题，骤然之间，确实不易说得清清楚楚，但也不能把这种复杂的情况看作是稀里胡涂的一锅粥，想怎么说就怎么有理，怎么说都能自成一说。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例，人们还是可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做出取舍从违的判断。

前面一开头我提到的敝人“若干年前写下的一些读书心得”，主要是指《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这篇文稿（收入拙著《旧史舆地文汇》）。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是在阐述一些与谭其骧先生不同的看法。

下面，我就主要依据这篇文稿，以汉武帝时期的元光瓠子河决作为例证，来具体验证一下黄河中游的土地开垦状况与黄河下游的水患之间，是不是真像谭其骧先生所讲的那样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黄河中游植被变迁所引起的河水泥沙含量变化虽然当即就会有直接体现，但对下游河患的影响却要通过河道的逐渐淤积抬高间接地表现出来。因而，并不是植被一遭破坏，下游决溢改道就立即增加；反之，则植被一得恢复，河患就立即减少。由中游河段水流中泥沙含量增加，到下游河段河床上泥沙沉淀淤积，抬高河床，再到壅高的河水漫溢两岸，或是溃决堤坝，造成严重的灾害，这三种现象相继发生的时间顺序，不妨姑且称之为“时相滞后”。也就是说，黄河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要滞后于中游水流泥沙含量增多一段时间，而下游河水泛滥成灾，较此还要再滞后一段时间。

按照谭其骧先生的看法，在河患严重西汉时期乃至秦朝之前，黄土高原上基本应属畜牧区，同时，射猎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的比重很小。因此，“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这是战国以前黄河下游很少发生决堤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谭其骧先生又总结说，从汉文帝十二年起，到新莽始建国三年，在这一百八十年期间，黄河决溢有十次之多，其中五次还导致了改道，水灾波及地域范围广大，进入了一个河患严重而且频频发生的时段。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谭其骧先生认为，主要是在秦始皇和汉文帝、乃至后来的汉武帝时期，朝廷向黄土高原迁入了大量农业人口，极大改变了黄土高原的人口构成成分和当地的土地利用形式。

然而，除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在黄土高原南缘泾水岸边的云阳徙入五万家一事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之外，谭其骧先生列举的其他几次移民垦殖，或无法落实，或移民徙入的地点是在黄河上游河段，而现代水文测量表明，黄河下游河水当中的泥沙，主要来自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下的黄河中游山陕峡谷河段以及泾河、洛河和渭河流域，河口镇以上上游河段的来沙量只占9%左右；特别是淤积在黄河下游河床中的泥沙，有将近70%是大于0.05毫米的粗颗粒泥沙，而这些粗颗粒泥沙绝大部分源自中游地区，河口镇以上的上游河段只占粗泥沙总量的5.4%，可谓微乎其微。

所以，即使真的像谭其骧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汉文帝以前，即已向黄土高原迁入大量人口，但由于谭其骧先生所说迁入地点，绝大多数都在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的上游地区，这些迁入黄河上游区域的移民，恐怕不大可能会给黄河下游河道增加多少泥沙。

另一方面，秦和西汉初年，黄土高原上即使有较大规模的人口输入，按照“时相滞后”原理，也不应该很快就在黄河下游引发水灾。

就是在这样的移民垦殖背景之下，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黄河下游河道发生了自战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决口。这也就是谭其骧所说历史上第一个河患频发期中的第一次重大水灾，但研究表明，在此之前，能够明显加重中游地区垦殖程度的移民行为，只有秦始皇三十六年向云阳迁入五万户居民这一起，而相对于整个黄河中游这一广袤区域而言，云阳一隅之区区五万户人家，绝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普遍加剧土壤侵蚀，因而也就不会向下游河段多输送太多泥沙，并直接导致河堤溃决。

三十年后的汉武帝建元三年春，黄河下游就又发生泛溢，农田大面积受损，导致严重饥荒，竟至“人相食”的程度（现代人自然很容易明白，“人相食”纯属“自然灾害”的结果，与政治统治良善与否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这无损汉武大帝的贤明形象）。又过了六年，在武帝元光三年的春天，同样是在东郡境内的河段上，“河水徙，从顿丘东南（北）流，入勃海”，但这次决口再没有留下什么其他记载，估计时间很短，就被堵塞复原。孰知到了这一年夏季五月，东郡境内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水灾，“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水漫六分之一左右的国土，而且这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以致朝廷不得不征发高达十万以上的民夫，试图堵塞决口，也没有取得成功。这次水患前后持续二十三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四月，才由汉武帝亲临施工现场，“发卒数万人”，并且特地作歌吟唱，激励民心，这纔彻底堵塞决口。

文帝十二年和武帝元光三年五月这两次河决，影响重大。在汉文帝十二年黄河在酸枣决口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并没有见到朝廷向黄河中游区域迁入农业居民的记载。因此，武帝建元三年黄河在平原的泛溢和元光三年春夏之间前后相继的这两次大规模决口泛滥，同样没有理由简单归咎于中游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对天然植被的加速破坏。

事实上，在西汉这几次黄河决口和泛溢发生之前，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利用形式当中，牧业生产还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分区叙述各地物产特征时指出：“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这些物品当然都是畜牧业的特产。司马迁所说龙门、碣石以北，应当包括有今山西、陕西黄土高原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史念海先生论述秦汉时期的农牧业区域划分，就主要依据这一记载，将农、牧业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划作关中平原北缘，向东经过黄河龙门之后，转趋东北，斜贯今山西中部，再大致沿今燕山山脉东至碣石。

那么，前述西汉文、武两帝时期的河患，特别是元光三年的决口泛滥，又是由什么时候冲积下来的泥沙所造成的呢？

前面一开始，我就提到了美国学者罗德民先生提出的“人为加速侵蚀”这一概念。按照正常而又简单的逻辑来思维，不言而喻，有所谓“人为加速”的“侵蚀”，就另有一份即使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甚至世上根本就没有人这个物种它也依然存在的“自然侵蚀”。事实上，早已有学者分析指出，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除了人为加速侵蚀之外，原本还存在着不因人类活动而增减的自然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中游区域天然植被的破坏或者恢复，对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究竟有多大影响作用，就还需要慎重评估。

依据景可先生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全新世中期，黄土高原的年侵蚀量为10.72亿吨，而在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1194年期间，黄土高原的年侵蚀量为11.6亿吨，比全新世中期大约只增加7.9%，数量之微，以致地理学家只把这个增加量看作是“自然加速侵蚀量”。相比之下，“人类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当可忽略”。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黄土”易于“流失”的特性所决定的。

自然科学工作者这一测算结果，在历史文献当中也有反映。如《左传》引述周人逸诗，就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感叹；又如战国时张仪说秦王，谓齐国“济清河浊，足以为限”，燕王当时亦有类似语句云：“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由此可以看出，早在西周至战国时期，黄河便是以水色浑浊而着称于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自然是从上中游流域挟带下来的大量泥沙。

上述情况显示出，至少在秦和西汉时期以前，黄河下游的泥沙，主要是来自中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侵蚀，人为加速侵蚀量非常微弱。这种情况，正如唐朝人孟郊在一首题为《自叹》的诗中所形象描写的那样：“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因此，在我看来，现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通行的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形式直接导致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加剧并引发黄河下游水患的通行说法，应当予以修正。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科学、同时也更为客观的态度，合理地对待黄土高原与黄河的环境变迁以及灾害治理问题；至少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文社会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做很多细致、艰辛的探索，而不是像现在很多文史学者那样，只是简单重复像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这样一些前辈学者多年前所提出的观点。这样的做法，不大像是在做学术研究，而更像是搬砖。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到现在，搬砖似乎还是必不可少的工序，可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搬砖不仅无益，还很有害。它会把这个领域的场景，弄得一片狼藉，看着都很不舒服，更不易厘清前进的方向。

历史学的研究，由于研究资料的限制，存在很多难以避免的缺憾，因而需要一代代学人世代相承，不断在前辈业已做出的业绩上，向前做出新的探索。

其实不惟后学晚辈，就是老一辈学者本人，或者说每一代学者自身，其学术认识，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现在有些学人，对自己的老师或是钦心崇敬的师长，往往容不得他人提出丝毫不同的看法。寻绎其动机和缘由，自是多种多样，但不能清醒认识到每一位前辈学者也像我们晚生后辈一样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认识不到这些前辈学者早期的学识通常不会像后来那样精湛老到，甚至也会有一些幼稚的地方，这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至少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

像我近年论述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问题，写《制造汉武帝》，其中部分内容，谈到了与田余庆先生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拙说不予认同并固持田余庆先生的旧说，这固然各有各的道理，不过在我看来，至少其中有些部分人士，对田余庆先生中年时期读书和思考的周详程度，是有很强迷信的——这些人士是按照田余庆先生晚年更深醇的学术素养来仰视其当年的情况，可这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更何况做学问就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任何一位学者的学术素养也都不会至善至美，谁都会留下一些不可避免的缺憾。

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这篇文章发表十几年、接近二十年之后，谭其骧先生相继发表了《〈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两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这两篇论文。我觉得，这是谭其骧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两篇非常重要的大文章，其学术价值一点儿也不比《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那篇文章低。

通过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后者，谭其骧先生非常清楚地揭示出黄河下游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的基本形态——即黄河下游的干流至少曾往返游荡于三条河道之上。这三条河道，一条见于《山海经·山经》的记载，谭其骧先生名之曰“《山经》河”；另一条见于《尚书·禹贡》的记载，谭其骧先生称之为“《禹贡》河”；此外还有一条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谭其骧先生称作“《汉志》河”。

谭其骧先生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清楚指明了战国中期以前曾存在至少三条以上的黄河下游河道，而且这几条河道迭为干流，变换不定，甚至有时会有两股河道同时并存；同时不管是那一条河道，都经常漫溢泛滥。至战国中期以后，纔由人工修筑的千里长堤把黄河下游固定在一条唯一的河道上。

就自然地理的基本原理来说，在没有人为的控制介入之前，像黄河这样的大河，在其下游进入坦荡的平原地域之后，通常都会散播成多条河道，齐头并进，汇入大海。上述《山经》河、《禹贡》河和《汉志》河这几条河道，实际上就应该是这样一些平行并列的“汊流”。其实《禹贡》记述黄河下游在“北过降水，至于大陆”以后，“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讲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逆河”是指与“支流”相反的“汊流”，“九河”是表示有多条这样的汊流同时并存）。

谭其骧先生对相关问题的解释，虽然尚且未达一间，没有能够完全中其肯綮，但已清楚揭示出战国中期前后黄河下游河道两种绝然不同的形态，而这样的河道形态，对以汉武帝元光年间瓠子河决为标志的重大河患的发生，是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的。

在战国中期以前，由于黄河下游有多股汊流并存，洪水得以随时自然宣泄。可是，当战国中期黄河下游被固定为唯一的一条下游河道之后，由黄河中游河段挟带而下的泥沙，在河流进入下游河段之后，自然大部分都会逐渐沉积在这条唯一的河道的河床上，而河床上沉淀下来的泥沙愈积愈高，就很容易引发漫溢决口，直至改道他流。从战国中期起，到西汉文、武两帝时期，这条河道已经行用将近三百年时间，河床淤积已经很高，河决成灾，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写下《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一稿之后，这些年，我常想，假如阅读谭其骧先生是先写出《〈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两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这两篇文章，再做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研究，那么，他会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这是一个很吸引我思考、但也令我困惑无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学术研究的魅力与困惑。

总之，基于上面讲述的情况，我认为，黄河下游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唯一河道，应该是造成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决溢的首要原因，而不会是秦始皇以至汉文帝、汉武帝时期在黄土高原上加大的土地开垦。——这也进一步清楚证明了“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

好了，我的话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为：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于2019年5月24日做客“黄河文明大讲堂”的讲稿。